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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风廉政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

2016年04月27日 20:13   (访问次数: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

【目录】

卖官鬻爵 巧取豪夺 误党毁业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件警示录

权力和资本交换的典型样本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案件警示录

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做两面派[点击阅读]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案件警示录

“雅好”,错就错在越界[点击阅读]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案件警示录

一把手变“一霸手”的悲剧

——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案件警示录

一个“专家型”干部的陨落

——浙江省金华市原副市长朱福林案件警示录

好吃难咽的“奖金”

——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案件警示录

被“情”绊倒的“明星干部”[点击阅读]

——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太和县委原书记、太和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家坤案件警示录

一个巨贪的“双面人生”[点击阅读]

——中国畜牧业协会原秘书长、全国城市贸易联合会原副会长沈广案件警示录

 

卖官鬻爵 巧取豪夺 误党毁业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案件警示录

江西是革命老区,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老百姓对党有着深厚、真挚的感情,无论任何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动摇过。但是,苏荣到江西后的恶劣行径极大地伤害了老区人民的心,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苏荣及其家族形成了以卖官鬻爵、违规用人为依托,以插手项目为渠道,以假反腐为掩盖的敛财手法

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我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规矩,严重违反了组织人事纪律,涉嫌受贿犯罪,真是悔恨交加、后悔莫及,现在说这一切都晚了。”综观苏荣全案。卖官鬻爵,用人唯财唯亲唯顺,搞团团伙伙,排斥异己,既是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表现,也为其亲属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和经济活动“一路绿灯”、非法获取巨利创造了条件。

卖官鬻爵毫无尊严,形成团团伙伙和人身依附。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苏荣卖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级干部下至副县级干部;什么东西都要,既有巨额现金也有名贵字画、瓷器,连价值仅千元的小摆件也来者不拒;办成的收,办不成的也收,还有收钱不办事的。不少行贿人讥笑他没有一点省委书记的尊严,只是批发“官帽”的商人。苏荣案发后,江西省纪委根据有关线索,立案调査6名厅级干部、与多名干部谈话。以至于当地坊间流传这样的笑谈,“苏荣在外面的时候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在里面的时候想让谁下去就让谁下去”。

纵容亲属参与卖官,其妻常吹耳边风,直接站前台。其妻于丽芳一方面让苏荣安排请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苏荣的影响,直接给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对于办得不得力的,还向苏荣施加压力。于丽芳收受某领导干部钱款后,让苏荣提拔其职务,苏荣答应帮助解决,但未能如愿,于丽芳就和苏荣大吵大闹,苏荣只好辩解说“我已经尽力了,别再闹了”。于丽芳还经常以“要不要老苏帮忙”,暗示官员送钱送物。其子“毫不逊色”,多次插手江西干部任免。苏荣的其他有关亲属也曾应江西干部之托,向苏荣提出提拔重用的要求。

培养代理人,通过掮客卖官。围绕苏荣及其亲属产生了一些买官卖官的掮客。这些掮客有真有假,四处寻找有买官欲望的干部,常说“你也够条件了,花点钱,我介绍你和于大姐、苏公子认识”。社会人员郭某和于丽芳熟稔后,经常插手人事安排,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吉林私企老板王某曾是苏荣的下属,他第一次到江西时,苏荣就安排多名厅级干部宴请接风,之后多次将其介绍给有关干部,并要大家关照“这位老弟”。苏荣应王某的要求提拔了多名干部,以致王某每次到江西,都有干部抢着去接送、宴请、送钱送物。

以改革为托辞,为个人说了算预留操作空间。苏荣打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旗号,视组织人事纪律如无物,随意变更标准,用谁不用谁,都拿改革说事,其实是搞个人专断。面对全省建立厅级后备干部库,新提任厅级干部必须从后备干部中产生的规定,苏荣在操作中屡屡突破,让很多干部极为反感,也让许多干部感到“要提拔必须走好苏荣这条线”。省发改委李某为了请苏荣帮他解决提拔问题,送上价值数百万元的名人字画。

排斥异己,“逆我者亡”,形成威势。苏荣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公然打击报复,甚至擅自改变组织决定,让许多无心“攀附”的干部,也产生了“不敢得罪他”的心理。2009年8月,时任省冶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屠某,对苏荣力主的某集团收购南昌某钢铁公司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苏荣在省委常委会已通过屠某任省国资委副主任的情况下,违规搁置了屠某的任职。苏荣有一句口头禅:“叫纪委查你!”经常用来恐吓震慑不听话的人。许多干部反映,正是苏荣的这种做派,给了亲属和身边人底气,抽走了干部抵制歪风的胆气,“即使自己不想再提拔了,可也不想因得罪于丽芳等人出事”。

以用人唯亲唯顺为后盾,把亲属插手项目作为获取巨利的主渠道。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将自己主政的地方变成了亲朋故友谋取私利的经济领地,带坏了社会风气,也害了亲友。”于丽芳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她成天往来江西各地,结交各色人等,许多干部、商人竞相逢迎“于大姐”。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项目,大肆收取好处费。现已查实苏荣有13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苏荣的亲属获取巨利,看似经济问题,根子还在用人上。一些干部为了升迁或调整到重要岗位,不得不主动或被动为苏家的违纪违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人前假反腐,掩饰人后真腐败。两面派,是不少江西干部对苏荣的评价。初到江西,苏荣就在干部大会上说:“我到江西是最后一站了,希望离任时老百姓能说,苏荣这个人还行,还是做了些实事,我就满足了。”他还多次在会议上大讲反腐倡廉,细数亲属的情况,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亲戚在江西做生意,要求大家对打着他旗号的人不要理会,将虚伪和狡诈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苏荣是“人前反腐、人后腐败”。但很多同志都认为,苏荣连“人前反腐”也算不上,自己不干净,还能反腐败?认定他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严重失职,一点都不冤。一些同志将苏荣的心态归结为,“一方面,自身搞腐败心里虚,很难管人;另一方面,故意把水搅浑,既方便浑水摸鱼又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2013年以来,中央纪委查处的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等省级干部,江西省纪委查处的省某委原主任李某某、某市委原书记陈某某、某市原市长丛某某、省某局原局长王某等厅级干部,腐败行为多发生在苏荣主政期间,且都存在给苏荣送钱送物问题。

苏荣案暴露出对“一把手”任用、监管和政治生态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苏荣及其亲属如此猖獗,给苏家送钱送物的干部如此之多,为苏家违纪违法办事的地方和部门如此之多,原因究竟何在?综合案情和有关同志的反映,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选用“一把手”应慎之再慎。苏荣所收贿赂中大部分发生在2011年换届前后。许多干部反映,苏荣说江西是他的“最后一站”,其亲属更是将江西视为最后捞一把的机会。2011年换届前,于丽芳就向不少商人、干部讲,老苏快没权了,需要帮忙早点说。其后,已超过规定年龄的苏荣连任省委书记。这让苏家侥幸和紧迫心理交织,放手捞最后一把。

对“一把手”的监管乏力。许多江西干部表示,“‘一把手’太重要了,大权独揽却又缺乏监督”,“苏荣的问题社会上早有反映,但上级发现不了、同级不敢监督、下级不敢抵制,群众不敢言、不敢怒”。2009年,某集团董事局主席方某为参与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通过于丽芳等人请苏荣给予帮助。苏荣违反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直接决定本应由省政府或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致使南昌某钢铁公司57.97%的国有股权被该集团低价收购,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丧失原则、不能依纪依法办事。从苏荣力排众议让姚木根成为副省级干部,明知陈安众反映多仍重用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并兼任省政法委副书记,到违规强推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纵容亲属和掮客插手人事安排。这桩桩件件,都应该有严格的制度、纪律和监督。可惜的是,大多数干部慑于苏荣的威势,或主动逢迎,或随波逐流,使制度和纪律成了摆设。

“红包”满天飞、瓷器变“土产”的官场环境。不少同志谈到,八项规定出台前,江西一些干部收送红包比较常见。在一些人眼中,送不送、收不收红包,成了是不是“自己人”的标志;红包大小,成了衡量感情、忠诚和信任度的标尺。于丽芳手术后在深圳疗养,许多厅级干部打“飞的”去探望,并送上红包。以至于谁送了记不清了,谁没送却清清楚楚。景德镇瓷器也成了送礼用的“土特产”,送收双方都拿“土特产”的幌子当遮羞布,心照不宣、各得其所。办案人员形象地说:“如果名贵瓷器都成了‘土特产’,在南非钻石就成了土特产。”专案组从苏荣及其亲友处共扣瓷板画200块,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连苏荣也在“忏悔录”中承认,“自己简直成了瓷器经销商”。

苏荣全方位地毁坏江西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苏荣作为省委书记,其腐败行为产生的示范效应、传导效应,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给江西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危害。

严重扭曲用人导向,搞乱了干部思想,破坏了政治生态。多名江西干部表示:“用人是一个核心问题。用人用坏了,其他的就都坏了。”苏荣在江西期间,大肆卖官鬻爵,形成了负面的政治生态。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苏荣喜欢什么。许多干部都谈到,“与干出成绩、苦熬资历相比,送礼行贿显然更简单、更节省时间”。特别是看到业绩、资历不如自己的人,因为和苏家拉上关系得到重用,也开始走偏门。

顺毛驴、逆淘汰的示范和传导效应,败坏党风政风、带坏民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苏荣的所作所为,示范和传导效应极为恶劣。许多同志谈到,“送礼行贿的钱从哪里来?凭工资显然不够,只能靠向老板和下级要,大多是用受贿来的钱去行贿,使腐败的范围层层传导、呈几何式扩散”。

苏家带头巧取豪夺,加剧官商一体现象,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苏家四处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投标,凡是搭上关系的老板无往而不利。既让很多经营者认为,企业实力强、产品质量好不如搞定“于大姐”;也让许多干部放胆建立“政商联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哪里还有公平竞争和社会公正可言?

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而苏荣却是利令智昏、巧取豪夺、无法无天,充分暴露了其不受监督形成的疯狂。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抓住关键少数,严惩腐败,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严明党纪体现到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中,抓早抓小,发现苗头及时提醒,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动辄则咎,触犯纪律及时处理,不要使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亲属的监管,防止他们成为不法人员“围猎”的“软肋”。

权力和资本交换的典型样本——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案件警示录

“没想到他这么贪!”云南干部群众在对中央查处白恩培拍手称快的同时,对他的极度贪婪感到非常震惊。经查,白恩培利用任云南省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大肆收受贿赂,另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白恩培案再一次警示我们,腐败是党之大患,任何公权力都面临被腐败侵蚀的风险,执政党永远会面对与腐败的斗争。

官商勾结、利益输送是白恩培案最突出的特征

白恩培在“忏悔录”中写道:“从支持民企老板在云南发展开始,就产生了从他们身上捞取好处的想法,也确实从他们手中拿到了巨大回报。”据查,白恩培收受的贿赂,大部分来自于这些商人老板。

明目张胆出卖公共权力,甘当老板的“办事员”、“马前卒”。白恩培为商人老板提供帮助,不惜赤膊上阵、亲自打招呼,指示某领导干部为老板办理矿产开采手续,要求某领导干部为老板争取项目,默认其妻请托某领导干部帮助老板搞房地产。他更不惜主动出手、搭桥牵线,主动推荐外地某老板到云南某地投资,要求当地主要领导关照该老板的投资项目。最为不顾廉耻的是他不惜为老板“站台”助威,多次视察、过问老板们请托的项目,甚至以表扬、表彰为他们“添砖加瓦”。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白恩培是商人老板的“好员工”,只要给够了钱,办起事来不遗余力。

紧盯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这几块“肥肉”,攫取巨额利益。白恩培很“精明”,不是什么人的请托都办,只有大老板才考虑;不是什么钱都收,只有“大手笔”能入得了法眼。他的涉案行为绝大多数都是为老板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和房地产开发领域谋取利益,出手帮助老板一次,最多的收数千万元。在白恩培的干预下,一些土地被贱卖给了商人,双方从中获利巨大。干部群众背后骂他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夫妻联手,把家庭变成“权钱交易所”。白恩培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在前边办事她在后边收钱。有时还有意创造条件让她打着我的旗号去搞权钱交易、接受贿赂。”白恩培以姻亲血缘结成“腐败共同体”,他不直接收受钱物,而是由其妻张慧清当“收银员”,由张的两个表弟具体办事,其中一个负责在商人和官员中居间协调,另一个管理资金和物品。为便于收钱、洗钱,张慧清还以表弟名义成立10余个皮包公司。白恩培夫妻贪得无厌。2014年7月,白恩培听说组织在调查他,还伙同张慧清将数千万元赃款,转移到外地一亲戚处,放作高利贷。白恩培的一个行贿人说:“他们实在是贪婪到了极点。”

热衷玉石翡翠普洱茶,大肆收受“雅贿”。白恩培号称喜欢玉石、茶叶、红木家具,商人老板就投其所好。办案人员从白家扣到大量玉石翡翠、高档木质家具、雕件制品、普洱茶。白恩培在“忏悔录”中说:“我是能拿的都拿,能要的全要。”一位同志在分析白案时说:“热衷奢侈品,很容易成为进行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的遮羞布。”

“密切联系老板”,勾肩搭背、交往无度。白恩培主政云南10年,围绕他的各路商人格外活跃,既有云南本地人也有从青海、内蒙追随来的。他们为攀上白恩培大搞“感情投资”、尽走“夫人路线”,手段无所不用。一些老板经常到白家陪张慧清打麻将,故意输钱给她。白恩培对这些人的企图心知肚明、来者不拒,私交甚密、同吃共乐,有时还乘老板的私人飞机去外地打髙尔夫球。

在抓反腐败斗争上大耍“两面派”,唯恐殃及自身。不少干部反映,白恩培这个人很善于伪装,表面说一套清廉,背地里行一套阴暗。2001年10月刚到云南,白恩培就在党代会上讲:“腐败不除,事业难兴。对反腐败斗争的态度一定要坚决。”白恩培还多次在会议上讲,反腐败要言行一致,绝不能台上讲得头头是道,台下另做一套。实际上,他却姑息养奸和放纵犯罪。据反映,白恩培任职中后期,纪委上报的不少问题线索非常清晰,他表态不让查;已初核完毕准备采取措施的案件,他提出“要慎重,再查一查”。白恩培不但不让办案,而且还怕办案牵扯出自己。办案人员在一位和白恩培关系密切的违纪违法干部家中,找到10余封群众写给白恩培举报该干部的信件。

白恩培的恶劣行径对云南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贪了10年,玩了10年,耽误了云南10年。结交一批老板,带坏一批干部,重创了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这是许多云南干部对白恩培的评价。

上行下效,导致官商勾结问题突出。看到白恩培和老板勾结牟利,一些干部动起了歪脑筋,一批投机商也闻腥而至,竞相效仿,致使窝案、串案频发。某市委原副书记李某某自称“我不管项目,可管项目的人归我管”,他收受某老板巨额贿赂后,变成“提线木偶”,对其要求提拔的干部有求必应,该老板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组织部长”。某州政协原主席杨某某担任某市委书记期间,在土地出让问题上,一开始还开会研究,后来干脆不开,直接带老板到现场看地,只要老板看中,就安排国土局供地。在他的示范下,该市原常务副市长、市国土局原局长等多名干部均因“地”而腐。

不法官商沆瀣一气形成逆淘汰,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在白恩培任内,矿产、土地开发经营权屡屡落入行贿者手中,资源配置不公、利益恶性冲突等混乱局面愈演愈烈,一方面刺激更多的商人老板迷信靠实力不如靠“官员”,只想通过权力攫取暴利,无心踏实做强企业;一方面迫使正当经营者心灰意冷、无奈离开。白恩培的一位行贿人就说:“我原本做其他生意,利润微薄。看到人家投靠官员发了大财,就想走捷径。”

贪图享乐、无所作为,严重影响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致使云南丧失宝贵发展机遇。随着资历增长和权力稳固,白恩培思想严重蜕变,纵情享乐,根本无心工作。他在“忏悔录”中写道:“觉得什么都看开了,什么都无所谓了。追求享受成了我最大的目标,欲望也就达到了顶点。”他痴迷高尔夫球,不仅业余时间打,工作时间也打,不仅在省内打,还跑到外省打。白恩培带坏了队伍、败坏了风气,破坏了政治生态,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意识淡漠、对法纪敬畏的丧失与市场机制不健全交织是官商勾结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谆谆告诫领导干部,“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从白恩培案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案件看,领导干部与商人老板交往失范、相互勾结、利益输送问题变本加厉、危害严重,需要找准症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些案例还表明,在官员和商人老板之间,已经不再是商人老板单向寻求官员办事,而是开始出钱出力,帮助官员拉关系、谋职位,培植官场代言人。这表明商人老板与官员的相互利用、权钱交易进一步加深,其中成因值得深思。

“一把手”监管乏力,是官商勾结的直接诱因。白恩培的贪腐行为集中在第二届任期。许多干部认为,一方面他长期任职,用了许多“自己人”,具备了肆意妄为的条件;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监管,“上级监督鞭长莫及,同级监督软弱无力,下级监督难上加难”。白恩培的一个招呼,就能越过决策程序、交易规则和制度规定,直接决定一个矿、一片地归属,根本无人敢抵制。

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是官商勾结滋生的“土壤”。云南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发育不充分,政府主导经济活动的色彩较强,客观上存在设租寻租的空间。从白恩培案及云南省纪委查处的案件可以清晰看出,把官场人脉当资源、把贿赂当成本,已经成为一些人的“生意经”。当地一位学者认为,只要权力支配经济活动的格局没有改变,官商勾结的土壤就会一直存在。

利润畸高、市场不公开,使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发领域成为官商勾结的重灾区。从白恩培屡次插手的矿产资源、土地出让看,行业暴利、便于“分肥”是首要因素,同时,这些领域审批手续繁琐、透明度低、规划随意性大、竞争激烈,又能让权力大展“拳脚”。一些干部谈到,近年来官商文化在房地产界比较流行,一些老板总能以低价拿到好地,就算房子建得不怎么样,也能赚大钱。

私营企业发展环境不规范,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基础。当前,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给、资金供应等方面受到较多限制,客观上迫使其另辟蹊径、走旁门左道。同时,近年来对老板行贿的打击不够、对其企业因行贿所获不法利益追缴不够,也使其敢于不计成本、铤而走险。

历史文化中官商勾结的糟粕,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我国官商勾结始于秦汉,盛于明清,主要表现为商人寻求政治保护,官员寻求经济支持,双方以家族、同乡、故交为纽带,形成利益共同体。历史上这种官商同盟获利、红顶商人暴富的现象,至今仍受到不少人推崇。周边韩国、日本,政商勾结也较为突出。2006年,韩国专门制定《关于高尔夫球和奢侈性娱乐活动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方针》,规定不论何人承担费用,都不许公职人员同民间企业负责人打高尔夫球,其背景就是民众对政商关系的严重不信任。

白恩培案件警示我们,权力和资本绝不可以进行交换。党员干部搞官商勾结,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少数不法商人谋取私利,只能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后果不堪设想。取得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为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根本保证。要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规范党员干部与商人老板的交往,加大矿产资源、土地出让等重点领域纪律审查力度,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

千万不能跟党装两面人 耍两面派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案件警示录

对王敏的采访,几度因他泣不成声而中断。他的哭声,时而低沉压抑,时而撕心裂肺,其中不乏对自己罪孽深重的忏悔,而更多的则是对纪律审查的恐惧。

2015年2月17日,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因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2000余万元等问题,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敏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面对记者,王敏述说了自己贪腐堕落的心路历程,“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王敏典型的“两面人”特质,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其警示作用之大,值得每一个领导干部深思。

一面大讲纪律和规矩,一面仍不收敛不收手

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规矩,是一种约束,一种准则。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无视纪律、不讲规矩、不守底线,必然“踩雷”、“触电”,甚至滑向腐败堕落的深渊——王敏违纪违法事实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王敏常常把“守纪律讲规矩”挂在嘴上,在检查考核市属部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市委传达学习省委会议精神、全市领导干部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等会议上,一再大讲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严守政治纪律的严肃性,时刻紧绷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可谓语重心长、情真意切。就在王敏落马当天,他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作廉政警示教育报告的新闻,仍然充斥当地媒体的头版,甚至头条。这些报道无一例外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个黑色幽默。

在不少济南干部看来,对“王敏落马”感到意外。他们认为,“王书记”慷慨陈词,紧扣“纪律和规矩”,“上连天线、下接地气”,这是他的一贯风格,没有“不对劲的地方”。

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王敏将许多纪律和规矩写在文章里、讲在会议上。说起用人,他讲“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和突击提拔干部等问题”;说到反腐,他讲“要始终保持查办案件的强劲势头,对腐败分子,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坚决惩处”。

这些义正言辞的讲话,表面上热热闹闹、振振有词。但他内心深处,却视党纪如无物,就在十八大以来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依然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特别是中央整治“会所中的歪风”通知下发后,王敏仍然置若罔闻,于2014年6月,借在中央党校学习之机,潜入济南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赵某在北京的会所吃喝玩乐。

在查扣王敏及其家人收受的钱物中,仅十八大以后收的购物卡就多达173张,占其收受购物卡总额近四分之一;收受商人、官员贿赂200余万元,占其受贿总额的12.1%。

当“收”成了习惯,“要”也就顺理成章、毫无顾忌了。王敏时常向有“利益输送”的关系人索要钱物。仅十八大以来,他借到北京参加中央全会、“两会”等机会,多次给赵某打电话,明示暗示让其送钱。

同样是在十八大后,王敏为一己私利,把党的纪律当作耳旁风,多次找山东省某市领导,请其为自己女婿孙某与他人合办的山东一家置业有限公司弄块地搞开发。在王敏的撮合下,孙某选中了该市最好的一块150多亩的土地。后孙某反悔,违反规定取回了1亿多元的竞拍保证金,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长期以来,王敏漠视纪律,不讲规矩,不拿中央当“干部”,背离党的要求和规定,自行其是,胆大妄为,恣意践踏党的纪律,最终酿成人生苦果。

一面大谈廉洁,一面大肆敛财

“一个班子,尤其是党委书记过不了廉洁关,就没有担当的资格”,“一个干部,能成长到局级,不容易,大家都不愿意他犯错误、挨处分,但一旦犯了错误,谁都管不了,有纪律在那儿放着!”王敏常在各种会议上大谈廉洁,“苦口婆心”教育干部。

他张口“廉洁”、闭口“清正”,迷惑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在他被调查后,很多干部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对他“落马”感到非常吃惊。

在他道貌岸然的伪装下,济南市的很多人认为他干净、干事,有很浓的为民情结;不少干部对他尊敬有加,把他当作勤廉兼优的学习榜样;更有一批老同志念念不忘当年“小王”的自律与敬业,觉得他是个好干部、好苗子。

在山东,关于王敏的举报并不多。中央巡视组巡视山东时,接到有关他的问题反映也不集中。这是因为王敏有个所谓的“原则”,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自己直接负责的工作范围,不帮人谋私利,以免搞得乌烟瘴气;不收下属的钱,以免买官卖官。他还禁止家属在自己主政地方经商谋利或干预工作。

其实,这些都是王敏的“障眼法”。在表演的背后,他贪婪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2005年,王敏结识济南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赵某,从此拉开了相互利用、权钱交易的“二人转”序幕。

当权力遇上利益,在各种诱惑之下,失去了定力,则必然被“围猎”。王敏需要的是房地产大亨的金钱,而赵某看中的则是王敏手中的权力。王敏明白一旦和赵某纠结一起,必然是权钱交易,但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他急不可耐地“飞蛾扑火”,和赵某一拍即合、勾肩搭背,迅速结成了利益同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赵某的“围猎”。

贪欲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决堤的洪水一泻千里。近十年来,在王敏的力挺下,赵某的生意顺风顺水,财源广进。基于为赵某提供了诸多便利,王敏向其索贿的底气十足,俨然把赵某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和“提款机”。赵某则对王敏“知恩图报”,先后向其行贿现金、房产、名人字画等钱物累计达人民币1800余万元。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尽则弃。赵某被捕后,王敏害怕与其经济交往被牵出,惶惶不可终日,极度煎熬,几乎崩溃。他在《忏悔书》中说:“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半夜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总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白天常常魂不守舍,省委通知开会,怕在会场被带走;上班时怕回不了家;上级领导约去谈工作,也怕是借题下菜。开会时在台上坐着,往往心不在焉,只得强打精神撑着;一个人时,唉声叹气,多次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发泄胸中压力。”

即便如此,王敏仍心存侥幸,总觉得赵某不会将他供出来,直至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那一天,还对其抱有幻想。

记者采访王敏时,他提起这些龌龊勾当,一再说到,自己违纪违法问题,主要发生在商人圈、官员圈、亲友圈里。从热衷于被人围猎,到积极迎合甚至主动沉醉于金钱、权力及声色犬马的围堵中,乐不思蜀。

剖析王敏案件,可以深刻地领会到“当官发财两条道,为官心中要有戒”的真谛。面对社会诱惑多、陷阱多,当官已是高危职业。天上掉馅饼之时,就是地上有陷阱之时,一旦贪腐,什么都没了,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

一面严责身边工作人员 一面骄纵亲属子女

在同事眼里,王敏对下属以严厉著称,不接受下属的请托事项,不允许搞“乌烟瘴气”,对工作搞不上去的地方和当事人毫不客气。其上一任秘书戚某跟着他一干就是九年,有三次提拔机会,但王敏明确表态不能“特殊照顾”,直到2012年戚某才得以任用。他从来不允许秘书帮别人请托私事或者转送礼物,知道了他的脾气,时间一长,秘书也就不敢这么做了。

王敏事发后,戚某在配合组织调查时,哭着说自己装修住房的时候,王敏还特意叮嘱他:“需要钱告诉我,千万不要犯错误。”和一些领导干部拿秘书当作“心腹”,一腐俱腐、一损俱损不同,王敏对秘书管教显得特别严格。只是让戚某大感意外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平时“严于律己”的领导,背后却大肆敛财、追求享乐。

担任济南市委书记后,王敏曾在大会上明确讲,济南的干部不要去他家里。他不在家时有干部送了东西,他都马上退回去。一来二往,济南的干部就没人敢给他送了。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在身边工作人员和下属面前极力塑造一副清正廉洁的形象,而对家人他却是娇宠纵容的另一副模样……

除济南以外的请托人给王敏行贿,他毫不避讳地当着家人的面收钱收物。一开始,家里人也担心,但王敏总是满不在乎地说“这是朋友送的,都是正常交往,没有关系。”一来二往,家人也就对这些往来坦然受之,收钱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收受的钱物也越来越多。

王敏不仅自己在生活上追求奢靡,还带领家人“有福同享”,步入了“购不厌累”、“住不厌精”、“赌不厌多”的腐败三部曲。

2005年,他主动将妻子介绍给赵某,并对赵某说,“你这个阿姨人很好,和她处不好的人肯定有问题。”心领神会的赵某对王敏妻子百般讨好,主动带其到北京、香港、澳门旅游、购物,从名牌衣服到名牌手提包,哪个好、哪个贵就买哪个。2008年,在王敏默许下,赵某为其女儿购买住房。赵某还多次带王敏妻子去澳门赌博,王敏妻子不用出赌资且“分红”。对于这些,王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从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为了让女儿一家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王敏纵容女儿在赵某的公司长年“吃空饷”,并多次打招呼、拉关系、铺路子,帮助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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